郑元祐主要作品：《书画舫·雪舫夜寒虹贯日》《和萨天锡留别张贞居寄倪元镇》《书画舫·稽古尚能窥草圣》《书画舫·戳鳖归来还自笑》《书画舫·醉里都忘诗格峻》等。所处时代：元代。出生地：处州遂昌（今浙江丽水遂昌）。去世时间：13。主要成就：儒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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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舫》、《书画舫·戳鳖归来还自笑》、《寄金山普衲》、《书画舫》、《书画舫·雪舫夜寒虹贯日》、《和萨天锡留别张贞居寄倪元镇》、《书画舫·稽古尚能窥草圣》、《书画舫·醉里都忘诗格峻》、《芝云堂·仙家芝草烨五色》、《芝云堂（吴兴赵子昂篆颜）》、《书画舫》。
二、元泰年间
（1324—1328），郑元祐移居平江（今苏州市），以后近四十年，都侨居于吴中，在此期间，他的声望更高了。元佑“素不喜著书”，曾经对学者说：“经则经也，史则纬也，义理渊薮在焉。学者能尽得古人之意鲜矣，况敢私有所论述乎！”表明他重视经史反对空谈、义理的学术思想，时人称其为有识见（苏大年《遂昌先生郑君墓志铭》，《侨吴集》附录）。平江为路治所在地，物产丰富，寓公雾会，学者云集，元佑“富贵声利一不动其心，浙省台宪争以潜德荐之，臂疾不愿仕”（顾嗣立《元诗选》），直到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平江路授官为儒学教授，元佑欣然而往，说：“讲学，吾素志也。”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上只有一年时间，就称疾而去。郑元祐的文章颇负盛名，“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风，诗亦清峻苍古”（顾嗣立《元诗选》）。当时，昆山富豪顾仲瑛轻财结客，筑别墅，名曰玉山佳处，取杜甫诗语，匾其读书之处曰玉山草堂（《侨吴集》卷10《玉山草堂记》），成为四方文人名士文会之胜处，“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士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至焉。至则欢意浓浃，随兴所至，罗尊俎陈砚席，列坐而赋……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云阳集》卷6《草堂名胜集序》）。当时参加文会的有杨维桢、柯九思、李孝光、郑元祐、陈基等，这些人都以文章儒学擅名当代，《元史》、《明史》都有他们的传记。但郑元祐堪称玉山草堂坐上宾，“玉山主人草堂文酒之会，名辈毕集，记序之作多推属焉。东吴碑碣有不贵馆阁而贵所著者”（顾嗣立《元诗选》）。这里所说的馆阁是一种文体，馆阁是指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等馆阁文臣应诏撰写的制书诏命以及其他朝廷应用文字，文体、书法均力求典雅、工整，都有固定格式。但是郑元祐所作碑碣，文章书法皆绝妙，其影响胜过馆阁体，更为东吴士人所推重，从这个方面说，郑元祐堪称东吴士人领袖。他所做的一些碑碣等文字，在叙述碑碣主人的行事中，往往反映了元朝吴中的社会风俗及情况，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绪。
三、元十九年
（1282）实行海运，江南三省赋税秋粮都通过海运运往大都，朝廷在平江设海道万户府，每年分春运和夏运，把江南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郑元祐身为东吴文人领袖，参加东吴文人之聚会，接触许多海运大员，耳濡目染，了解到海运粮食的漂没失陷，以及运夫在海上生命无保障，对海运中死难的运夫充满同情：“有家国天下者无不役之民，得其民而驱之以涉天下之至险，则无有甚于漕民者”（《侨吴集》卷11《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今夫海，天下之至险也，而国家岁漕东南粟，由海达直沽，自非天佑休显，渊神川后效职致命，则何以必其无虞也哉！”（《侨吴集》卷11《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他了解到大都的粮食供应，不满意大都仰食海运粮，说：“钦惟世皇，东征西伐，岂知东南之稻米，然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张氏设策通海运，用海艘趠顺不浃旬而至于京畿。其初不过若干万，兴利之臣岁增年益，今乃至若千万，于是畿甸之民开口待哺以讫于【今】”（《侨吴集》卷8《送徐元度序》）；“京畿之大，臣民之众，梯山航海，云涌雾合，辏聚辇毂之下，开口待哺以仰海运，于今六七十年矣”（《侨吴集》卷11《前海道都漕万户大名边公遗爱碑》）；“京畿，天下人所聚，岂皆裹粮以给朝暮，概仰食于海运明矣”（《侨吴集》卷11《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只哥公政绩碑》）。这些文字，对大都仰食海运并且使江南赋重民贫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四、元朝统一
江南成为朝廷财赋源薮，但是江南赋税繁重导致许多富民纷纷破产，苏、松尤其严重。郑元祐表达了对赋重民困的看法。后至元年（1335—1340）间，他说：“长洲旧为平望县，其以里计者未必数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财计未必男尽田、女尽蚕也。其秋输粮夏输丝也，粮以石至三十有万，丝以两计至八万四千有奇，余皆略之也。使钱镈尽翻其町疃，桑植尽植其垣滕，然后输公上者，可以无阙也。奈之何闲田惰农与水旱更相病，然则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号为兼并，及今无块壤以卓锥，无片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疲之极如此。”（《侨吴集》卷11《长洲县达鲁花齐元童君遗爱碑》）他还说：“国家疆理际天地，粮穰之富，吴独赋天下十之五，而长洲县又独擅吴赋四之一。”（《侨吴集》卷9《长洲县儒学记》）他批评了国家只重视赋税征收而轻视东南水利的经济：“内附后，务田租岁入之多，而其所以忧水为民害者寝不复讲。国初尝立都水监，近又立庸田司，岁预勒首令状秋收有成数，而水旱不恤也。于是农始告病焉。”（《侨吴集》卷8《祈晴有应序》）江南赋重的结果就是江南经济的凋弊和富民的破产：“江南归职方，浙西为故宋内地，豪宗巨党以自附丽，于昔者不可谓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泽涵煦而生植者，岂异于昔哉！然其间衰荣代谢，何有于今日人事之亏成，天运之更迭，非惟文献故家牢落殆尽，下逮民旧尝脱编户齿士籍者，稍觉衣食优裕者，并消歇而靡有孑遗。若夫继兴而突起之家，争推长于陇亩之间，彼衰而此盛，不为少矣。”（《侨吴集》卷8《鸿山杨氏族谱序》）郑元祐的诗生动形象地表达重赋之下的吴中社会经济凋弊残破景象：“中吴号沃壤，壮县推长洲。秋粮四十万，民力疲诛求。昔时兼并家，夜宴弹箜篌。今乃呻吟声，未语泪先流。委肉饿虎蹊，于今三十秋。亩田昔百金，争买奋智谋。安知征敛急，田祸死不休。膏腴不论值，低洼宁望酬。卖田复有献，惟恐不见收。日觉乡胥肥，吏台起高楼。坐令力本农，命轻波上沤。”（《侨吴集》卷1《送刘长洲》）他对江南富民的破产感触良多，说“江南乔木几家存”（《侨吴集》卷2《送范子方掌故》）。这些，既反映了元朝中后期吴中经济社会凋零残破的情况，又反映了郑元祐不满意国家过分掠夺吴中财赋的思想。